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
在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
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革命与反革命》作者王奇生，1980年高考结束就回家一心干农活。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他所在的公社高中从来没人考上过大学，他没指望自己成为特例。不想，居然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我一个最简单判断就是，哪个专业招得最多，录取几率就最大。一看历史，13个，那就报历史系。”就这样，王奇生“现实主义”地走向了漫漫学术路。本科毕业后，他选择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形势变化飞快，1988年硕士毕业时，正赶上海南成立经济特区，大量招人。“大家一下疯狂了。同学百分之七八十去了南方，还有小部分进了国家机关。我缺乏冒险精神，性格内向，下海和从政好像都不适合，心想，跟书打交道相对简单。”就这样，当绝大多数同学或南下“下海”，或北上“进部委”时，王奇生却选择东进，从武汉顺江而下南京，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坐冷板凳，那里，集中保存了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央z府及直属机构档案。他与民国史的缘分，从那时开始。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纷繁热闹与王奇生无关，这冷板凳一坐就是30年。然而如同当年的高考，命运在30年后再次垂青了王奇生。2010年，他的两本书“意外”受到媒体的青睐。一本是《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另一本是《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0年度文化年鉴之图书。◎《党员、党权与党争》引发的评论五花八门。有人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看副标题，才知是讲TMK史；读完后，觉得既是讲TMK的，也是讲CPC的。以往国民D史研究关注“党治史”——国民D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历史，王奇生着力的则是“治党史”——国民D组织建设、管理以及演变的历史。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党Z关系、录用体制……在他看来，这些貌似琐碎的内部拆解，是理解国民D的必经之路。他用一条30年的冷板凳，成功“打入”了国民D内部。◎《革命与反革命》本是一部论文集，销售预期只有两千册，出乎所有人预料，竟然成了畅销书。
在王奇生的叙述中，革命是百年中国的历史主轴，三大革命连环而递进，总认为前一次不彻底、不成功，必须“再起”。于是革命不断推进，一次比一次暴烈。
但王奇生认为，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不能简单地放弃或否定国人曾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又是如何演变的？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了三十年冷板凳的王奇生，在圈内以勤勉踏实著称，这两本心血之作，内容该有多扎实，可想而知。应了导师章开沅先生对他说的：“你的终极关怀达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而这两本书也因为内容和主流的高度“不关联性”，而命运坎坷，《革命与反革命》更是一度消失。今天能与两书重逢，相当不易，就再多说一句：⦿《党员、党权与党争》：十年磨一剑，历史圈里的封神之作。独创的“弱势独cai”命题，在民国政治史领域影响深远。开创基层党员研究的独特视角，从组织架构的实际运作层面，探讨了国民D党力不足问题。国民D和对手是一藤两瓜，都以俄为师，为什么国民D学废了，而对手就学得炉火纯青？这是本书主题，拆解得相当透彻。⦿《革命与反革命》：与《党员、党权与党争》一样，均是真正做学问做出来的书。本书致力于“去熟悉化”，通过本书的重新审视，那些革命往事从熟悉到陌生，再到重新认识，这个过程会令人颠覆“三观”。中国百年以来被名之为“革命”的那些事件，其本相究竟是什么？这是本书主题，运笔老练，令人叹服。为此，诚挚推荐， 王奇生作品集（2书）：《革命与反革命》（今日购书优享85折）、《党员、党权与党争》，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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